东西问·中外对话丨中国未来仍然是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吗?******
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22年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210207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0%,经济增长快于多数主要经济体。与此同时,去年中国人口总量有所减少。
中国在未来是否仍然既是世界工厂,又是世界市场?全球疫情、地缘竞争,再叠加仍未偃旗息鼓的中美贸易战,又将如何影响中美两国企业对对方市场的看法和规划?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及《胡润百富》创刊人和首席研究员胡润就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郑艺认为,美国公司肯定会继续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市场。中国拥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制造能力非常有竞争力。中国在未来很多年里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胡润:外企对在中国投资仍有浓厚兴趣来源:中国新闻网
胡润表示,外国企业对投资中国依然有浓厚的兴趣。这些公司有非常长期的战略,因为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而不是“我在这里赚个快钱然后拍拍屁股就走”的地方。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外国投资仍看重中国市场
中新社记者:美企如何看待它们在华经营的前景?
郑艺:美国现在有很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通胀达到过去40年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一直在积极提高利率,力图减缓通胀水平并重振劳动力市场。
同时,政策制定者要求美国公司“重新靠岸”或“近岸”。“重新靠岸”就是将公司带回美国;“近岸”就是将公司转移到离美国更近一些的地方。讽刺的是,如今“全球化”一词(在华盛顿)已经不是个好词了。
当前,美中关系处于低谷,美国政府出台了很多针对中国的法案,但对于美国公司来说,它们继续将中国视为非常重要的战略市场,包括美国商会的许多成员都是如此。
中新社记者: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美国在中国的实际投资同比增长26.1%,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您怎么看?
胡润:数据表明,外国企业对在中国进行新投资依然有浓厚的兴趣。可以看看在中国的外资及港澳台企业百强,这些公司在中国大陆经营的时间平均是57年,平均“年龄”91岁。大概有15到20家公司在中国经营超过100年。
这些公司有非常长期的战略,中国对它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它们可以在这里增加价值,也可以做出贡献。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些公司的长期投资和长远眼光。这不是“我在这里赚个快钱然后拍拍屁股就走”的问题,有些公司是这么做的,但这些100强公司不是这样的。
郑艺:美国公司肯定会继续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市场。美国商会的成员已经在这里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了,他们在中国进行长期投资。他们在中国经营,也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已经不仅仅是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了。中国市场潜力很大,所以它们在这里有很好的销量表现。外国投资对中国市场仍感兴趣。
资料图:上海洋山深水港。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美抨击中国成“家常便饭”对商业不利
中新社记者:如今美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如何?中美关系又会怎样影响中美两国的营商和投资环境呢?
郑艺:很遗憾的是,美国国内有种共识,就是中国应当被当作战略竞争者,因此所有的政策都围绕着这一点来制定。在过去,抨击中国通常是在政治竞选的时候,但现在抨击中国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这对双边商业关系不利。
我们一直认为,商业互动交流对两国都有好处。中国投资者在美国,对美国也是好事。这对美国经济确实有帮助,它创造了就业机会,也带来了税收,而且会帮助消费者。但现在的政治环境焦点更多放在保护自己的市场上。美国正在实施保护性很强的政策,所以需要一段时间,事情才会明朗起来。中国公司必须弄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但我们倾向于继续与中国公司合作,发展中国市场,并且乐于看到中国公司在美国做得很好。
中新社记者:中美两国之间的商贸联系可否作为“护栏”之一?商界可以以某种方式来改善关系吗?
郑艺:商业关系一直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石,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增长巨大,在加强双边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外贸伙伴,仅次于东盟和欧盟。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2022年前7月中美之间的贸易总额实际上增长了近12%。
两国在经济上是非常一体化的,无论是在贸易还是在投资领域。保持这些强大的商业关系符合两国的最佳利益。我当然希望这种商业关系成为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护栏”。
资料图:美国客户参观“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中国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
中新社记者:纪录片《美国工厂》在中美两国引发热议,而曹德旺关于中美两国生产成本的比较,经中国媒体报道后也成为热议话题。中国在未来是否仍然是世界工厂?中国和美国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是否已经改变?
胡润:看看过去20多年来中国创造的财富,最初房地产行业风头无两。大约10年前,制造业超过了房地产。如今,房地产在财富榜单上下降,而制造业继续保持强劲。不过,这两年有一个趋势,医疗保健行业增长显著。
郑艺: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中国一开始是一个低成本的制造基地,依靠廉价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从中美贸易战开始,美方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关税,因此,制造商不得不把一些业务转移到像越南这样的其他国家。自疫情发生之后,制造商开始考虑如何调整全球供应链战略。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不想只作为一个低成本的制造基地,要向价值链上游发展,真正从劳动密集型、低成本、重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转向更高端的制造,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这符合中国的利益。
我认为中国将继续成为许多产品的主要制造基地,但可能会远离低成本的制造业。中国拥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制造能力非常有竞争力。因此,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未来很多年里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中国未来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和重要战略市场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记者:随着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消费活力也不断提升。今后,中国除了将继续扮演世界工厂,其是否也将长期作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十分重要的战略市场?
郑艺:美国商会的成员已在华经营多年,他们在中国进行的是长期投资。这些企业在中国经营,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外国公司来华建生产基地,主要是为了对中国以外的市场出口;但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大多数企业会员在中国为这个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正如胡润先生刚刚指出的,因为中国市场潜力很大,所以他们在这里有很好的销售表现。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外国投资对中国市场仍充满浓厚兴趣,且将继续保持这种兴趣。
中新社记者:2013年,胡润曾说全中国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总数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但中国亿万富豪从事慈善的比例有待提高。近十年过去,中国企业家从事慈善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步?美国企业从事慈善有哪些成功经验可供借鉴?
胡润:慈善是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的事情,现在财富的创造速度太快,无法更快地捐赠出去,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我们做了一份100多年来全球范围内捐赠最多的慈善家报告,有几个中国人在上面。比如曹德旺,他捐赠了超过10亿美元,还有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比如已经去世的香港著名慈善家邵逸夫。美国与中国相比有税收上的优势,但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以非营利的方式有效地分布这些资本。
郑艺:我坚信中国会有更多的曹德旺和更多的比尔·盖茨,美国有一个更成熟的系统来支持慈善活动,正如胡润所说,中国需要一个更有利的税收制度来支持商业人士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
东西问·人物丨国羽奠基人王文教:踏浪而归,挥羽一生****** 中新社北京1月7日电 题:国羽奠基人王文教:踏浪而归,挥羽一生 作者 门睿 “你爱事业远远超过爱惜自己,这和你的爱国心一起构成了你的人格……”在女儿写给王文教的信中,父亲远渡重洋归国,将中国羽毛球事业从几近空白带领至世界顶峰的经历是一幅七彩交织的人生图景,也是父亲从不后悔的人生抉择。 2022年12月25日,“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王文教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王文教是新中国羽毛球事业的拓荒者、奠基人。他的一生,是躬耕球场,让羽毛球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拼搏历程,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归侨献身共和国建设的缩影。 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郭瑞人和印尼归国华侨羽毛球运动健将王文教(左)交谈。陈纯 摄踏浪而归的赤子初心 1933年11月,祖籍福建南安的王文教出生在印度尼西亚梭罗。1941年,8岁的王文教开始练习羽毛球,一下课堂,就进球场。到上世纪50年代初,他已成为印尼国手,是印尼家喻户晓的羽毛球明星。 1953年,中国计划在天津开办一场包括羽毛球项目在内的全国球类运动会,一支由印尼侨领方定埙组织带领的50人体育观摩团受邀,准备自印尼赴津参赛,王文教是其中一员。 山海路远,观摩团一行人没有赶上如期举行的运动会,只得在到达天津后,与运动会优胜者展开友谊赛。切磋中,王文教大比分赢过新科冠军,他却开心不起来。 彼时,羽毛球在印尼深受喜爱,竞技水平也水涨船高,而中国羽毛球事业尚未发展起来,有些羽毛球运动员还兼项网球。见此情形,20岁的王文教与搭档陈福寿萌生了为振兴新中国羽毛球事业贡献力量的想法。 “我当时感觉到难受,国家这么大,羽毛球水平却那么差,所以我不想回去(印尼)。”2020年,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文教回忆起60多年前的场景,句句恳切。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展出的羽毛球拍。张亨伟 摄但由于观摩团是持集体护照来华,王文教只得先随团返回印尼。一年后,1954年5月6日,王文教、陈福寿和黄世明三位华侨青年踏上离开雅加达的海轮,心怀热血驶向中国。 为了这一刻,王文教不仅放弃了已经拥有的优渥生活和荣誉地位,还毅然签下“永不再回印尼”的保证,与亲人分离。 “拓荒”新中国羽毛球事业 那时的中国,羽毛球普及程度不高,训练场地十分有限,王文教等人只能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里训练。 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和随后归来的施宁安,这支由四人组成的“准”国家队在这里一边组织训练,一边向大众推广普及羽毛球运动。 此时的王文教既是教练,又是队长。为了搭建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发展框架,他与队友制定出包括身体训练、技术训练、战术训练等内容的完整训练计划。 每到周末,王文教带着队员在京津两地的工厂、学校等地进行表演赛,用精巧的球技告诉大家“什么叫做羽毛球”,逐渐培养起羽毛球运动的群众基础。 一场青少年儿童羽毛球比赛在浙江省东阳市举行。胡扬辉 摄“我们一年365天在国家队,只休息一天半。”拓荒之路总是筚路蓝缕,从住处到训练场地,王文教与队员们需先走到公共汽车站乘车,再换乘有轨电车。“一去一回是就是1毛4(1角4分人民币)一个人,我每天晚上负责给大家报销。”几十年后,王文教依然记得这些细节,是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留在记忆里的闪亮火花。 1956年,国家计划在福建和上海成立羽毛球集训队,在国内几无敌手的四位队员分别去往两地带队训练,王文教由此回到家乡福建。 此后,中国多地相继建队。到1958年,中国羽毛球协会在武汉成立时,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成立了羽毛球队。王文教和陈福寿制定的训练计划也集结成教材《怎样打羽毛球》,作为这一时期运动员训练的指导参考。 随着羽毛球运动在中国迅速普及,中国羽毛球队的身影也渐渐出现在一些世界级体育比赛中,《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在羽毛球场上空回荡。 2016里约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决赛中,中国选手谌龙2:0战胜马来西亚选手李宗伟,获得金牌。杜洋 摄“无冕之王”终得加冕 王文教提出回国想法时,曾一度遭到家人反对,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国还不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今“世界羽毛球联合会”)的成员,无法参加国际羽联举办的国际赛事。 1965年,王文教带队前往欧洲,参加对阵丹麦队、瑞典队的邀请赛。丹麦是羽毛球强国,面对在国际赛场上“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队,丹麦报纸登出大字标题:“中国人会打羽毛球吗?” 王文教和队员用实打实的成绩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与丹麦队、瑞典队进行的34场比赛中,中国队以34比0的绝对优势大获全胜,震惊国际羽坛。 2006汤姆斯杯决赛中,中国男子羽毛球队以3:0胜丹麦队,夺得汤姆斯杯。张宇 摄实质性转折发生在1982年的伦敦,第十二届汤姆斯杯羽毛球赛上。这是世界最高水平的男子羽毛球团体赛事,也是中国恢复国际羽联合法席位后第一次参加国际羽联的正式国际赛事。 时任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的王文教带领年轻选手们一路杀入决赛。决赛为期两天,9盘5胜。面对曾7次捧起汤杯的“常胜之师”印尼队,大赛经验不足的中国队在第一天的4场比赛中,1比3落后。 回到驻地,王文教亲自带领教练班子为每位运动员做工作,调整心态,安排战术,忙到凌晨。 第二天,面对实力强大、领先占优的对手,中国队放手一搏,连胜4盘,反败为胜。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了第一个男子团体世界冠军,自此真正站上世界羽坛之巅,“无冕之王”终于戴上桂冠。 这也成为王文教最看重的一场胜利。在他家中的橱窗里,记录颁奖现场的照片与诸多奖杯珍藏在一起。照片中的王文教双手高举汤杯,笑容满面。 “当我高举奖杯的那一刻,心里就想,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终于扬眉吐气了。”他说。 “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颁奖典礼”上,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李永波为“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新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开拓者王文教(右)颁奖。韩海丹 摄精忠报国的无悔人生 苦练球技,为国征战,培养人才,薪火相传。王文教用一生践行了他“再苦再累,也要把中国羽毛球搞起来”的志愿,创造并见证了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崛起与辉煌。 他的经历与精神也感染了后继者。20世纪60年代初,印尼归侨汤仙虎回到中国,在王文教麾下训练。 汤仙虎回忆,刚回到中国时,王文教自掏腰包支持他去各地交流技术。“没有他,我的羽毛球水平不会有太大的提高。我后来做教练,也是受到他的影响。”对这位曾创造“12年不败”纪录的传奇运动员来说,王文教是影响颇深的伯乐和领路人。 汤仙虎、侯家昌、韩健、杨阳、赵剑华、熊国宝、李永波、田秉毅……王文教培养出的羽坛名将可谓高手如云。 王文教执教国羽20余年,带领中国羽毛球队获得56个单项世界冠军和9个团体世界冠军。退休后,他又多次拒绝他国执教邀请,投入到中国羽毛球运动的普及推广中。 王文教获得2019全球华侨华人十大年度人物。贾天勇 摄在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颁奖典礼上,王文教获评年度人物,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李永波为恩师颁奖。据李永波讲述,正是王文教的两次坚持力挺,让他得以在1984年继续国手生涯,征战世界赛场,又在退役后留任国家队教练,再创国羽辉煌。 感怀恩师,李永波说:“没有你就没有中国羽毛球运动,没有你就没有我。” “精忠报国,无悔人生”是王文教的座右铭,也是他的人生写照。于己,他将羽毛球当作自己的第二生命,挥羽一生;于国,他说“我把一生献给祖国,我没有后悔”。(完) 人物简介: 王文教,中国羽毛球协会原主席、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新中国羽毛球事业奠基人。祖籍福建南安,1933年生于印度尼西亚梭罗,1954年归国投身中国羽毛球运动,1972年起任国家队教练、总教练兼领队。曾担任亚洲羽毛球联合会副主席,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理事、执行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获“新中国体育开拓者”称号、世界羽联“终身成就奖”、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2019年被授予“人民楷模”与“最美奋斗者”国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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