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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彩虹多多软件2023-12-31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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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两会进行时经济话题热，委员有话说******

　　北京两会：经济话题热委员有话说

　　【《中国新闻报》记者刘军报道】后疫情时代，中小微企业如何纾困？古都北京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北交所开市一年后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正在召开的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上，北京民建会员认真履职尽责，围绕经济热点话题积极建言献策。

郭田勇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北交所如何更上一层楼？提高独立性

　　北交所开市一年多来，实现良好开局，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刚刚发布的2023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后五年支持北交所扩大交易规模。北交所如何更上一层楼？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支招，可以从多方面提升北交所的独立性入手。

　　目前，包括上交所和深交所在内的全球主要交易所多数采用公司制的组织形式，而北交所是我国第一家公司制证券交易所，在郭田勇看来，北交所若想做大做强，要充分发挥其公司制的优势。一方面，北交所可以在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上提高独立性，引入战略投资者，比如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等实力强、经验丰富的机构，借鉴港交所、纳斯达克等交易所先进经验，在公司治理层面提高北交所的独立性、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

　　另一方面，郭田勇建议，北交所可以在管理团队上提高独立性，尽量通过市场化招聘吸纳高水平专业人才，降低管理团队中由政府机构直接安排的人员占比，通过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等措施激发管理团队的独立性、创新性、服务性、能动性。

　　此外，在郭田勇看来，北交所和新三板的关联性密切，缺少独立性，也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因素之一。新三板中原有的精选层公司全部转移到北交所，此种做法会产生上市公司和交易所双向选择错配问题，一方面新三板公司无法自由选择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上市，另一方面三大交易所也无法自由吸引有上市意愿的公司。针对这一问题，他建议拓宽北交所上市企业来源，在全国范围内筛选优质企业，不局限于新三板企业；此外，北交所也可增设国际板，以吸引中概股回归以及境外优质企业来国内上市。

马春秀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常委、密云区副区长

　　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升级打造农业“中关村”

　　“作为一个超大城市，北京的特点是大城市小农业、大京郊小城区。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资源分散、土地有限、产业布局不合理、生态附加值低等短板，农业产业到底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

　　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期间，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常委、密云区副区长马春秀向记者介绍，她此次携《关于升级打造北京农业“中关村” 构建“1＋N＋X”农业产业园区发展格局的建议》上会，围绕北京农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马春秀建议，将平谷农业“中关村”升级为北京农业“中关村”，纳入市级管理，在原有功能基础上，增加统筹农业企业、农业产业园区、科创团队等内容。“平谷农业中关村毕竟还是在一个区域，如果把它升级成北京农业中关村，就可以整合北京所有的园区进行统筹打造。”

　　目前，北京市已有9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开展创建工作，包括房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密云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和7个市级农业产业园；有19家国家级“星创天地”；还有北京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及其辐射的顺义园、昌平园、通州园、延庆园。马春秀建议，对全市各类农业园区、基地进行全面梳理整合，以北京农业“中关村”为统领，探索挂靠、委托等模式，实现全市园区统一管理、协调联动，构建现代都市农业圈。

　　此外，北京市汇聚了一大批具备相当规模的农业企业，培育了“三元”“鹏程”“天安”和“正大”等一批知名品牌。马春秀建议，要充分发挥北京农业“中关村”“1＋N”园区承载功能，广泛聚集吸纳农业企业入驻。北京拥有一批实力雄厚的农业科研院所，这是发展农业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将为龙头企业提供智力支撑。

　　此外，目前北京农业产业的知名品牌大多是做产品起家，生态绿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还比较薄弱。“今后应着眼于农业与旅游业结合，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全产业链提升北京农业竞争力。”

顾慈阳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门头沟区工委主委、门头沟区政协副主席、区科协主席

　　如何让民企更敢闯？容错机制是关键

　　1月15日，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代市长殷勇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要“大力提振市场信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如何让民企敢闯？在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门头沟区工委主委、门头沟区政协副主席、区科协主席顾慈阳看来，建立创新创业的容错机制是关键。

　　顾慈阳此次带着《关于借鉴硅谷经验推动首都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的提案》上会，他认为，严格追究企业经营失败者以及政府资助项目决策失误者的责任，会严重影响创业者的热情。“中国人的传统理念是向往成功，但是投资的失败几率很高，尤其是青年人首次投资。我们的社会对这些人不够宽容，这个问题亟待解决。”顾慈阳表示，很多小微企业主只能用房子或其他个人资产抵押才能取得贷款，一旦经营失败就会倾家荡产，命名创办的是有限责任公司，却要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这样的风险可以采取贷款信用保险来化解”。

　　去年11月，顾慈阳参加了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和市科协共同举办的“提升科技创新素养能力”线上出国(境)专题培训班，授课教师既有斯坦福、旧金山大学等名校的教授，又有谷歌、特斯拉等名企的资深科学家；既有硅谷市政府官员，又有从事投资、孵化、平台建设、人才选育等方面的实战专家，令顾慈阳眼界大开。课上提到一句美国谚语“Never fail to fail”，给顾慈阳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定先有失败经历，才会有成功。” 容错机制保护的不仅是民营企业家，还有发改委、科委、开发区等政府工作人员，“在项目资助、引进和推动产业发展等方面，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出现错误。”

　　此外，顾慈阳还建议在大学开设高质量的创新创业课程，聘请具有开创精神的企业家或者硅谷的成功创业者担任授课教师，指导有潜质的创业者，激发大学生尤其是硕士、博士生创新创业的热情、敢闯敢干的精神。

黄轶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民建会员、美臣投资董事长

　　企业“病”怎么治？“企业医院”开良方

　　“人生病了要去医院，企业碰到困难该怎么办？有没有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平台为它们纾困？”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期间，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民建会员、美臣投资董事长黄轶向记者抛出这样的问题。

　　今年北京两会，黄轶携《关于支持“企业医院”发展鼓励企业纾困市场化服务平台建设的提案》上会。疫情三年，一些企业元气大伤，面临着经营困难。“政府出台了很多对企业的扶持政策，比如减免税、延缓社保、减免房租，对企业帮助很大，但是不可能每次都通过政府的紧急措施来救助企业。”黄轶建议，支持“企业医院”发展，让更多的社会资本和专业化服务参与到企业发展中，针对困境企业纾困进行专业化辅导。

　　“缺资金，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找到银行或相关机构来给你救助；需要法律援助，这个平台可以帮你对接专业的律所，化解经济纠纷；企业面临破产重组时，厂房、办公设备这些固定资产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提前交易，让资产最大化套现。”黄轶这样描述“企业医院”运行的前景。

　　黄轶建议，首先要系统梳理和评估北京市困境企业基本情况，然后要给更多的小微企业以喘息之机，提高扶持救助政策的靶向性。针对困难企业主要面临的关键问题，给予灵活低成本的支持；对因资金链断裂发生债务问题的企业，相关诉讼、执行案件暂缓执行。

　　此外，要对中介机构和平台在企业纾困中的专业服务，实行资金上的专门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金融、咨询、法律、会计等专业机构积极参与企业纾困服务，提出困境企业筛选指标体系，构建困境企业财务指标模型。

　　作为民营企业经营者、北京民建会员，黄轶在过去几年的北京“两会”上多次为民营企业发声。从“为小微企业松绑注册地址限制”到“建立北京市个人破产保护条例，解除创业者后顾之忧”再到“推动企业医院发展”，黄轶的提案持续聚焦营商环境的优化、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树立。“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一直努力。”

　　(《中国新闻》报)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丰厚滋养******

　　作者：陈祥健（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福建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荣文（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服务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渊源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也一定会在社会治理观中得以体现，并通过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形式予以表达，用以规范秩序，成风化俗，引领风尚。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法治观念、法治原则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启迪。比如，“法”须“道”统的“道”“法”关系论，为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这一首要原则，明确全面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提供了有益启迪；“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价值取向提供了历史借鉴；“观俗立法”的法治经验，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明确法治道路应当建立在自己的国情基础上提供了历史智慧；“经国序民，正其制度”的治国方略，为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启示；“法与时转”“治与世宜”的社会治理观，为健全和完善适应实践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理念启迪；“法立，有犯而必施”和“难于法之必行”的治理经验，为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提供了历史依据；“得其法”与“得其人”并重，“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的法治实施思想，为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积蓄全面依法治国重要力量提供了思想基础；“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等正反两方面的强调，为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贡献了治理智慧；“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的治吏思想，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找到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提供了法律文化渊源。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思想精华，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理论支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对我们先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法制思想、深厚的法律文化，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数典忘祖，而应该挖掘和传承其中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高度重视、积极倡导，而且为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树立了光辉典范。在指导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经典名句来揭示法治建设的历史底蕴、民族特色和文化血脉。比如，他用“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来宣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国策；用“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来阐释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重要意义；用“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来揭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人民意志、体现人民利益的法治理念的重要性；用“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来强调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法律的实施，在于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律正确实施，把“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等等。这些精彩用典，生动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之间的渊源关系，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鲜活的当代价值。习近平法治思想就是在融通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党领导人民进行法治探索成功实践、人类法治文明的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成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更为坚实，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丰润和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丰厚滋养

　　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法治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融通结合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定法律文化自信，赓续法律文化精神血脉，弘扬法律文化民族品格，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结合新时代伟大变革、伟大实践、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有益历史经验和法治智慧启迪。

　　加强基础性整理工作，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起源、发展、流变、实践，对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法律思想、法律理念兼收并蓄，理顺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提炼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一脉相承的内在精神，整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丰富表达，凝练形成中华民族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律文化、法律精神的独特标识。

　　全面系统地对律、令、格、式等成文法源进行收集、整理与分析，对判词、契约、民俗、家规家训、族规族训等司法守法行为规训中的优秀法律文化因子进行挖掘、梳理与拓展，加强对法律文化典籍、文物和历史遗迹的保护和整理，让书写在古籍里、蕴藏在文物中、凝结于遗迹处的优秀法律文化彰显出来、鲜活起来、传承下去。

　　研究总结中华传统文化之“道统”与古代中国“礼乐政刑”之“治统”的关系，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礼法”之治中的重要地位。研究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引领机制，研究总结中国古代法制的整体架构、核心内容、内在逻辑、实施效果，研究总结其成败与得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阐释、宣传上下功夫，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通结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化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当代法律理念和先进法律意识。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学古而不泥古，破法而不悖法，“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让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永续源头活水，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6版）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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